专栏“担保面面观”开篇语

《民法典》的重要改革理念之一是功能主义担保观，并据此将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保理等非典型担保作为“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统一纳入担保体系。在规则新设统合之下，实务操作中的权利实现路径、混合担保中的顺位问题、与既有法律制度的衔接等难题亦随之浮现。鉴于此，笔者发起“担保面面观”专栏，旨在立足立法本意，结合实务案例，系统梳理担保领域的规范逻辑与适用要点，为市场主体理解规则、防控风险提供实务镜鉴。

引 言

《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已基本确立了所有权保留的担保权构造，由此衍生的进一步问题是，如何与混合担保、合同解除、执行、破产等制度衔接适用，这已成为当前实务界的热点争议。其中部分问题系我国立法混合继受所导致的特有问题，在比较法上并无成例可借鉴。鉴于此，笔者将结合新法修订与最新司法判例，围绕六大争议、十二个子项问题展开，以期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引言

2025年10月26日，锦州银行发布公告称，由工商银行收购承接其相关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和人员，这一公告标志着这家总资产曾超过8,000亿元的东北城商行在历经六年漫长风险处置后，最终全面并入国有大行体系。从2018年不良资产“爆雷”、巨亏45亿元，到2019年爆发严重同业挤兑危机，再到引入工行、信达、长城等战略投资者、剥离1,500亿元不良资产、要约收购退市，直至被工行全面收购承接，锦州银行的案例为城商行风险处置提供了样本，本文以锦州银行的危机来源为切入点，梳理风险处置各阶段的法律要点。

01.锦州银行经营危机的来源（一） 公司治理机制失效

锦州银行股权结构呈现高度分散特征，其股东以民营企业为主，上百家股东中无单一主体持股比例超过5%，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且多数股东同时为锦州银行的授信客户，其入股的核心诉求是通过持股身份获取信贷资源的便利通道。股权结构的缺陷最终导致锦州银行公司治理体系彻底崩溃。

（二） 信贷审批与风险管理体系失灵

1.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治理欠薪典型执行案例

3月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关于印发<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的通知》。

2025年9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破产法草案》”）公布，修订并新增多项涉税费条款。

2025年11月2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欠税公告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优化不公告欠税情况的适用范围，实现与《公司法》、《企业破产法》衔接。

As China’s policy of opening up continues to advance into a new stage, an increasingly open, inclusive, and evolving investment environment has attracted a growing number of foreign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the Chinese market. Many of these enterprises have forme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pursuing joint development and global expansion. Among the various entry mechanisms for foreign investors, the Joint Venture model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orm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概要

在离婚纠纷中，掌握公司经营主导权的一方，常以“股东会决议注销+简易清算”的方式处置婚内设立的公司，通过隐匿清算资产、虚构“无剩余财产”、未经合法清算即注销等手段，规避与另一方分割公司资产。而实践中，部分法院因对“公司清算资产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关联性”认定模糊，或以“公司财产非夫妻共同财产”为由驳回非股东一方的调查申请，导致其合法权益难以保障。事实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股东从公司清算中获得的剩余财产，本质是股权权益的转化形式，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即便公司已注销，另一方仍可通过法定程序查询资产去向、主张分割权益。本文结合5起各地法院生效典型案例，从资产查询实操方法、诉讼主张路径、法院裁判规则、实操维权要点等方面，为夫妻中非股东一方提供一套可直接落地的维权方案，同时明确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现存问题与解决思路，兼具合法性、实操性与参考性。

考虑到目前国内实践中掌握公司主要经营权的股东一方往往为男性，且本文选取的5起案例中除案例3外均为妻子维权，为增进行文的流畅和可读性，本文在说理部分将以丈夫注销清算公司资产，妻子维权的视角展开。本篇主要介绍清算资产查询全流程和离婚诉讼中分割清算资产的主张路径。

In cross-border civil and commercial litig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parties often struggle to obtain evidence located in Mainland China.

近年来，预重整已成为上市公司进入司法重整前几乎不可或缺的前置环节，其源于本土需求、服务于纾困实践的兴起路径，彰显了市场对高效挽救机制的迫切期待。然而，在立法规则尚属空白、实践探索快速扩张的背景下，该制度正面临深刻的异化趋势：预重整作为解决重整效率瓶颈与确定性风险而诞生的“辅助工具”，当其价值被证明有效后，迅速从“可选项”变成“默认项”，几乎成为上市公司重整的必经之路，其功能从“预先协商桥梁”偏移为“实质工作前置”，进而引致临时管理人角色模糊、权责失衡、企业拯救成本攀升等一系列结构性困境。基于对这一市场趋势的密切关注与忧思，本文聚焦于制度逻辑的完整性、各方权责利的平衡性以及程序正义的可实现性，将依次追溯制度的生成逻辑，呈现规则图谱的留白现状，解剖功能偏移衍生的核心痛点，并最终尝试提出使预重整回归其商业谈判本质、约束于重整前协商程序的路径展望。笔者深信，唯有正视当前实践中的张力与悖论，方能推动这一重要企业风险纾困工具的行稳致远，真正实现其提升困境企业重生效率与公平的初心。

一、制度起源：中国本土语境下的生成逻辑与“生存突围”

1.    はじめに－中国での再編・リストラと不正調査案件の増加

   筆者は上海市に駐在して日中間の様々な案件に日々対応しており、関与案件の分野は多岐にわたるが、その中で近年増加しているのが「現地法人の再編・撤退及びそれに伴うリストラ案件」と、「現地法人における社内不正調査案件」である。こう述べると、「中国の日系企業は続々撤退しているのですね」とか「中国は不正が多くて事業が難しいですね」と感じ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

   このような「後ろ向き」の案件が増加しているのは、日系企業を取り巻く事業環境の厳しさを示すものと見られかねないだろうが、実際に企業の方々と協働して現場の対応に取り組む身としては、やや異なった見方をしている。撤退・リストラ案件や不正調査案件の増加には複合的な背景があり、日系企業が中国事業を長期的に持続・発展させるための過渡的で必要なステップとして、より前向きに捉えてよいと感じる。中国事業で問題が生じた場合に、いわゆるチャイナリスクで一括りにするのではなく、より分析的に問題を把握することで解決の方向性が見えてくることは多い。本稿では、撤退・リストラ案件や不正調査案件の最近のトレンドの背景を整理しつつ私見を述べてみた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