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生债务危机拟进行债务重组时，企业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企业集团的构成、资产、负债、业务经营等等，是企业自身选定重组方向制定重组方案、政府机关判断企业有无救助价值、债权人判断重组方案是否可行、投资人研判企业有无投资价值及具体投资方向的基本依据，故全面、及时地尽职调查对危机企业极有必要。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基于债务重组为目的的尽职调查与传统的收并购、IPO、债权融资等业务所涉尽职调查在尽调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存在区别，应基于尽职调查的目的有针对性地设计尽调方案，进而获取对使用人有价值的尽调结果。本文拟对债务重组场景下“尽职调查”的目的、分类、尽调的主要内容及方法、以及尽调中的注意事项进行分析论述。

一、庭外债务重组尽职调查目的概述

尽职调查的目的是指导如何设计尽调方案、采取何种尽调方法、如何进行尽调结果披露的基础。举例来说，在股权收购项目中，收购方需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其目的是了解企业是否具备投资价值、并尽可能的发现可能对投资人收益产生影响的潜在风险；在资产收购项目中，收购方需对收购标的进行尽职调查，其目的是了解资产的客观状态及法律状态，确定收购资产的客观现状、法律权属、法律瑕疵等；而在庭外债务重组中，尽职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企业的客观现状，以便确定如何化解其债务危机问题。

引子

将于2024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对于“清算义务人”及“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责任”（以下简称“怠于清算责任”）进行了重大修订，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有限公司，董事都将成为法定的唯一清算义务人。该条规定的更新无疑将引发司法解释及其他配套规定的新一轮重大修改，并将对司法实践中本就争议颇多的怠于清算责任案件的裁判规则再次带来冲击。

回望我国立法沿革，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中，对于“清算义务人”及“怠于清算责任”的规定修订之繁多、体系之冲突、解释之模糊，遍观整个民商事法律体系都属罕见，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类案不同判”的现象。鉴此，笔者将结合《新公司法》的最新修改，对涉及“清算义务人”和“怠于清算责任”的规定进行系统回顾及梳理，并以此为基础对《新公司法》的新修亮点及溯及力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抛砖引玉，并求教于业界。

一、《新公司法》之前我国法律对于“清算义务人”与“怠于清算责任”的立法沿革

（一）2005年《公司法》修订之前的相关规定

On 29 January 2024, the Honourable Madam Justice Linda Chan made a winding-up order against China Evergrande Group (“Company”), setting into motion one of Hong Kong’s largest liquidations. Parties at the hearing were represented by three senior counsel and three juniors from DVC.

The Company is the ultimate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of Evergrande Real Estate Group, which is one of China’s largest and most indebted property developers.

在中国，破产法一直是一个有趣的实践和研究的领域。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入我国宪法，我国就允许私营企业在定期不断重新界定的范围内相对自由地经营，同时约占整个经济一半的国有企业也展现出其雄厚的实力。在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社会稳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因此企业破产制度必须在资本主义“允许失败的自由”原则和政府对经济的管控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

中国的破产法从业人员一直热切期待新的并且能够对公司何时以及如何进行破产清算与重整产生影响的法律法规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9日审议并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新公司法”），将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本文将从破产实务的角度对新公司法进行解读。

Bankruptcy law has always been an interesting area to practice and study in China. Having nominally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s per its Constitution, China allows its private sector to operate relatively freely within regularly re-defined boundaries but has a strong state-owned sector that comprises about half of the entire economy. Adding constant concerns about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country of 1.4 billion people, the rules for companies going into insolvency must be a careful balance between capitalist “freedom to fail” principles and governmental control over the economy.

2018年以来，选择以庭外重组方式化解债务风险的大型民营企业逐渐变多，同时在实践中，为了固化庭外债务重组协议之效力，越来越多企业根据自身需要，寻求以庭外重组与庭内重组相结合的、综合性化解债务危机的路径。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对庭外债务重组与庭内重组程序的衔接及组合运用进行研究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将结合我国相关政策规定和案例实践，探讨庭外债务重组与庭内重组程序衔接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两者进行衔接的模式。

一、庭外重组与庭内重组程序的现实需求

庭外重组与庭内重组（包括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均为化解债务风险的路径。庭内重组通过破产法规定及司法权力介入等形式，赋予了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多数决”的强制约束力，以及解封解押等的强制执行力。但庭外重组实质是债务人与主要债权人私下自愿协商，或者在中立第三人主持下达成债务调整合意的过程，达成的合意不具有司法强制执行力。

摘要

市场经济交易中，企业以自有财产对外抵押，提供担保的情形屡见不鲜。上述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易引发破产法与担保法交叉问题。破产企业以自有财产为第三人的债务提供抵押，主债权债务发生于债权人（抵押权人）与第三人之间，抵押权人若在抵押人的破产程序中主张权利，管理人审查认定过程中，易与破产企业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抵押混淆，单纯的抵押权人可能被认定为“抵押债权人”。本文立足于物权和债权的二分性原则，探讨了在破产程序中，对破产企业仅享有抵押权的权利人的权利认定与行权规则。

关键词

抵押权人 别除权 别除权人 权利行使

一、船舶留置权在破产程序中的行权基础

随着近年航运业的周期性下行，涉及航运企业的破产案件逐渐增多，部分海事海商领域的特殊权利在破产程序中的处理成为日渐重要的问题，船舶留置权便是其中之一。在航运企业破产案件中，通过留置船舶担保破产债权是船厂等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遵循留置权规则与破产程序是船舶留置权实现的必须路径。

（一）留置船舶与交付破产财产

不论是特别法下的船舶留置权，还是一般法下的留置权，均以占有留置物为权利成立的前提。然而，《企业破产法》第17条规定，在破产案件受理后破产财产的持有人应将破产财产交付给管理人。如将作为破产财产的留置物交付给管理人，则留置权人不再直接占有留置物，留置权的成立因此收到挑战。

目前庭外债务重组的表决程序尚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其实质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协商合意，在债务人与债权人“单对单”的重组场景下，由债务人和债权人协商重组条件、签署重组文件，相关重组文件可以发生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约束。但在大型企业整体债务重组中，涉及较多的债务重组主体和数量较多的债权人。在各债权人存在不同诉求的情况下，可能无法达到百分之百债权人同意方案、签署重组协议，故如何高效、快速地完成整体重组方案的表决，以及表决通过的重组方案对投弃权票甚至明确反对的债权人是否有约束力，是债务重组实践中债务人和债权人均会关心且经常面临的实际问题。

一、庭外债务重组方案表决的程序探讨

（一）重组方案的表决程序概述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指标相关措施的推进，企业破 产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以上海破产法庭为例，2020 年全年立案受理破产、公司 强制清算、衍生诉讼等各类案件共计 1567 件，同比增长 32.7%；2021 年全年立 案受理同类案件共计 2381 件，同比增长 51.9%；2022 年全年立案受理同类案件 共计 3412 件，同比增长 43.3%。 但是仅就重整程序而言，上海破产法庭 2020 年共计办结重整成功案件 4 件，盘 活企业资产总价值 14.66 亿元，普通债权平均清偿率 57.5%[1]；2021 年共计办 结重整成功案件 13 件，盘活企业资产总价值 75.6 亿元，普通债权平均清偿率 10.4%[2]；2022 年盘活企业资产 11.3 亿元，普通债权平均清偿率 4.9%[3]。 可以看出，近年来破产案件受案数量呈现爆发性增长的态势，但是重整成功的 案件数量增长率相较于整体破产案件的涨幅来讲并没有显著增加，同时盘活资 产总价值也存在波动，而评判一个重整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直观的指标 “普通债权清偿率”呈现出断崖式下降，降幅高达 9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