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年，打包重组（Repackaging）结构盛行，中资金融机构寻求使用其作为便利进入市场的工具，并为客户提供创新的融资方案。
中国房地产行业是最广泛使用该结构的行业之一，该行业在2021年高开低走、大起大跌，并于最后一季急挫。市场预期房地产行业在2022年仍将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我们察觉到安排人（Arranger）、中国房地产企业及投资者正在寻求对现有的打包重组交易进行结构调整（restructure）的机会（包括提前终止、展期、增加额外增信措施、置换等安排）。此外，我们还观察到，市场对与中国非房地产行业主体（如融资租赁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相关的资产支持交易的兴趣有所增加。
我们将于本文探讨部分有关修订或提前终止打包重组交易的主要问题，并且概述我们在市场中观察到的典型案例和未来趋势。
温故知新：打包重组交易的基本结构
许多较为简单的打包重组交易的结构一般具有下列特点：
受OPEC与俄罗斯减产谈判进展及后续措施影响，3月9日开市以来原油价格强劲下行，连带其他相关大宗商品价格以同样惊人的幅度大幅下跌，朋友圈纷纷感叹“活久见”。2020年初的黑天鹅接踵而至，很难判断下一站的走势到底在哪，也难判断对国内期货等金融市场的传导究竟会到何种程度。在这个价格剧烈波动的日子，人们耳边又回响起华尔街故老相传的”Bulls make money, bears make money, pigs get slaughtered” 的残酷谚语。在目前中国境内证券期货市场中，和做空手段相对有限的股票市场相比，期货市场天然的多头-空头交易机制可以更直观的展现这句话的涵义。
1、当我们在谈论“强行平仓”和“三板强平”时，我在谈些什么？
期货交易的亏损并不仅指强行平仓带来的损失，但是面对如此惊人的市场变化，“爆仓”、“强行平仓”和“三板强平”这类期货术语或行话还是最让人屏住呼吸的字眼。与肾上腺素飙升，杀伐决断的Trader们以及或焦虑或欣慰的相关企业的关注点不同，作为律师的我们，视线停在了这些期货术语或行话背后的基础法律关系上。从机制本身出发：
Introduction
新疆某上市公司（下称“公司”）因信息披露违规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引发众多股民对公司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下称“本案”），金杜代理公司应诉。近期，新疆某中级法院就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股民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系典型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该类案件因涉及股民众多、索赔金额高、专业性强，往往引发资本市场高度关注。从以往的案例来看，上市公司被行政处罚后引发的股民诉讼，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的案例极为罕见。本案中，金杜基于以往处理类似案件的丰富经验和专业把握，针对本案的案情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上市公司不应承担股民损失的答辩意见，最终得到法院支持。这是金杜代理上市公司成功应对股民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的又一经典案例。
案情简介
2014年7月，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公司连续多年虚构购销业务，虚增业务收入与成本，虚增或者虚减利润，导致公司2006年至2011年年报存在信息披露违规问题。
截止目前，本案共有70余名股民对公司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此外，还有批量股民以律师函的方式向公司进行索赔。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及金杜整体应对思路
2019年11月14日，最高院正式发布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会议纪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纪要》”）。
对资产证券化圈的许多机构从业者，《九民纪要》具体有什么样的意义可能不太熟悉。在这里，我们还是借用引言中的一句话来体现它的意义：
“对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一些疑难法律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
《九民纪要》的条款中，与金融业务有关的就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在正式看条款和案例之前，不妨先再来品读一下它的引言部分：
这些统领性原则，结合一些代表性案例，我们认为，会赋予证券化业务更多的司法支持。具体体现在：
作为2016年整个航运界最震憾的事件，世界第七大集装箱航运商韩国韩进海运的破产案件最进又有了新进展。据外媒报道，在经历了近半年的重整努力后，2017年2月17日，韩国首尔中区法院正式裁定韩进海运破产。至此，这起航运史上最大的破产案件终于尘埃落定。据悉，韩进海运大部分的资产已经被拍卖用于偿债。
韩进海运在2016年9月进入重整程序后采取了哪些自救措施？这桩全球航运业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案涉及哪些航运企业跨境破产法律问题？我们将在下文逐一分析。
特殊的运营模式对航运企业的保护作用
为规避法律风险，现代航运企业多采取单船公司结构，单船公司之间彼此互不隶属。另外，除购买外，航运企业多采取租赁方式扩大商船运力。据报道，在韩进海运的全部运力中，仅有不足10%是由其自有船舶完成的。换言之，我们看到的航行在大洋上的、涂有HanJin Shipping字样的船舶里超过90%其实并不是韩进海运公司的财产。
2021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以下简称“《会谈纪要》”），为进一步细化两地破产案件协助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在破产程序的互相认可、互认的案件范围、互认的法律效力、两地司法机构的协助方式等方面为涉及两地的破产工作提供了创新性指引。我们从《试点意见》的诞生背景入手，分析此次《试点意见》的创新亮点，作为在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均专业从事债务重组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展望两地破产协助的前景。
一、《试点意见》的诞生背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效力前提下，香港特区可以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以协商方式进行司法协助。在法院判决及仲裁裁决的互认与执行等方面，内地与香港地区已签署八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但此前两地的司法协助将破产领域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对跨境破产作出原则性规定，尚无制度性的司法文件。此番《试点意见》的出台，是对两地司法协助在破产领域的拓展性探索，对于破产从业人员参与跨境程序、保全企业资产、参与衍生诉讼与仲裁、境外债权人参与破产程序而言，《试点意见》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