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新《公司法》实施的第一天，即2024年7月1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其审结的首例适用新《公司法》第54条规定的加速到期规则的案件。

在该案中，经债权人申请，西城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案涉公司的股东张某为被执行人。进而，西城法院根据新《公司法》第54条，对案涉公司股东张某适用加速到期规则，判决其履行提前缴纳出资的债务，在其未出资的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西城法院案例简析[1]

（一）案情概要

李某系案涉公司的前员工。因该公司拖欠工资，李某提起劳动仲裁。经仲裁委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公司应于2023年4月底前支付拖欠李某的工资70,000余元。随后，仲裁委据此出具了《调解书》。

因该公司未履行《调解书》项下的付款义务，李某以该公司为被执行人向西城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由于该公司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西城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When does this question tend to arise?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的债务风险近年来不断显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不断增加。现阶段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债务风险的重点领域实施系统性、高质量的债务重组是重要的着力点之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金杜开始参与我国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的债务重组工作；2007年《企业破产法》实施后，金杜更是一直活跃在债务重组市场的一线，既承办和参与了包括海航集团、紫光集团、渤海钢铁、永泰能源、盐湖股份、雨润集团、包商银行、新华信托等在内的一大批大型企业债务重组案件，也承办了大量的“三无”、中小型的企业破产清算案件。金杜债务重组部三十多年来一直专注债务重组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债务重组实践经验。为对我国的债务重组实践提供有益借鉴，同时也为金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债务重组市场，结合过往承办的债务重组具体案例，我们对债务重组市场进行2023年度回顾和观察分析，以期对相关法治建设、营商环境改善以及提高债务重组质量建言献策。

目录

一、2023年我国宏观债务形势整体观察

（一）2023年度宏观经济形势

（二）我国目前存在债务问题的重点领域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大法官在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讲话（“讲话稿”），我们在上篇及中篇中对“关于进

引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1]规定，管理人有权起诉请求法院撤销破产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个别清偿行为。债权人在面对该类个别清偿撤销诉讼时，时常面临举证困难、法律适用不明确等困境。

我们近期代理某金融机构债权人处理一宗个别清偿纠纷诉讼二审程序。本文将尝试结合这一案件，提出我们对上述法律规定的思考，讨论债权人应对个别清偿撤销诉讼的“困境”与“突围”，并且为债权人提供缓释该类纠纷带来的潜在风险的思路。

一、债权人应对个别清偿撤销纠纷的困境

为充实破产企业偿债资产、维护债权人公平受偿，《企业破产法》赋予管理人针对债务人破产前一定期间内特定行为的撤销权。本文关注的是《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指向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6个月内的个别清偿行为，或称“偏颇性清偿行为”。依照该条规定，撤销该类行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Key Points: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债务困境，由于该等企业较多成立时间久、体量巨大，且存在经营多元化、债权债务形式多样化的情形，企业资金链的断裂易引发债务风险，实践中迫切需要进行债务重组，使债权人得到受偿，让企业重获新生。从目前情况来看，信托工具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债务重组中，包括在破产重整前的债务重组阶段，也包括在破产重整阶段。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于2022年12月12日发布的《2022年3季度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截至2022年3季度末，我国信托资产规模余额约为21.07万亿元。另根据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建信信托”）发布的《建信信托2021年年度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建信信托破产重整服务信托规模超2,300亿元[1]；根据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发布的《中信信托二〇二一年年度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信信托特殊资产服务信托业务受托规模近160亿元[2]。

Overview of this submission

以物抵债，指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金钱债务，双方约定将债务人财产作价交付债权人抵偿债务的行为。实践中，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包括当事人双方协商的以物抵债和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以物抵债程序，本文仅就前种以物抵债类型进行探讨。

近年来，随着新冠疫情影响，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再加上政策调控等多重因素打击，导致地产行业遭遇寒冬，现金流频繁遭受考验。迫于资金回款压力，为了缓解僵局，地产企业推出“工抵房”“内部房”等房源以期减轻对外负债或实现现金回流。其中，“工抵房”也被称为工程抵款房，是开发商用于给工程方抵扣工程款的一种方式，也是大众所俗称以物抵债的一种常见形式。虽然，工程方的需求是现金而并非房屋，但目前经济形势下，工程方面临开发商无款支付的现实局面，只能无奈被迫接受“工抵房”。尽管“工抵房”的出现使得开发商不再面临房子无路销售的难题，同时解决了部分应付款项；工程方能获得部分“工抵房”以解决工程资金被长期拖欠的难题；购房者可以更低价格买到“工抵房”从而降低购房成本，这一循环链看似多赢，实则隐藏大量法律风险。本文将从“工抵房”的角度，以工抵债权人的视角，对以物抵债的性质、模式、法律风险等维度进行分析，以期对实践和后续研究有所贡献。

一、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

“以房抵债”安排，原常见于缓解开发商在开发过程中少量资金短缺的问题，但部分房地产企业逐渐将其演化作为平衡资金需求的工具，签订大量的“以房抵债”协议，在出现现金流危机、甚至濒临破产的情况下，无力偿还欠款，也无力建完房屋交付债权人，使得“以房抵债”的实现问题变得愈加尖锐。而在理论和实践中，“以房抵债”也存在较多的争议，即便表面上均具备相似的特征，由于个案事实细微的差别，或是裁判观点不同，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故此，本文拟就“以房抵债”在破产程序中可能面临的不同效果进行梳理及探讨。

一、关于“以房抵债”的法律关系的厘清

实践中关于“以房抵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约定，归纳起来，最为常见的为“以物抵债”类型的安排：通常发生在债务到期后（部分案件中可能发生在债务到期前），即以债务人或他人持有的房屋作为抵偿债务的“物”，通过折价转让给债权人的形式，实现债务清偿的目的。该种抵偿改变了原债权金钱给付的方式，在理论上，可称为“他种给付型以房抵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