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们在《从“License-in”转型“License-out”——你的“自主知识产权”成色几何？》中对企业在开展License-out过程中涉及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实操建议供企业参考。此外，在技术许可交易中，还有一个此前常被中国企业在技术交易中忽略的问题，即技术许可方破产对技术许可的影响。随着中国技术类企业正逐步从技术引进（“License-in”）转向技术输出（“License-out”），中国企业也时常碰到境外被许可方提出的“破产保护”诉求。我们将在本文中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国外常见的应对方案“技术托管”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

一、许可方破产对技术许可合同的影响

维好协议还好吗? 前 言 维好协议（KEEPWELL DEED）通常由在中国 1 注册成立的 母 公司签 署，为其 境 外 子 公司的融 资 进 行增信（CREDIT ENHANCEMENT）（见图表），最初常见于债券市场，近年 来也经常出现在贷款交易中。 提供维好承诺的母公司承诺维持其境外债务人子公司的财 务健康，以增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信心。 维 好协议 通常包含的承诺有：要求 维 好提 供方维持境外 维好协议与保证的主要区别 维好协议和保证有以下的重要分别 : 1. 仅就本文而言，“中国”或“中国内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境内”及“境外”有相应的意思。 债务人的净资产为正值、为其提供偿还债务的流动资金、 以 及保 持其对该等境 外债务人的管控 权和所有权等。其 中一些承诺或受制于取得相关中国政府部门的审批将资 金 汇出境 外的前 提 条 件，并且 维 好提 供 方必须尽最 大努 力获 得该 等审 批。除 签 署维 好协议 外，维 好 提 供 方通常 还 会 签 署股 权 购买承 诺（EQUITY INTEREST PURCHASE UNDERTAKINGS），即维好提供方承诺购买其境外债务人 子公司持有的若干股权，以便将资金（即购买对价）汇出境外。

金杜合伙人苏萌律师应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邀请作为碳交易及金融领域专家，于2024年1月31日和2月1日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专家组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工作组关于自愿碳信用（VCC）法律性质的联席会议[1]。在联席会议上，苏律师就工作报告内容参与讨论并发表观点，并就中国自愿碳市场发展状况对研究报告做出修订和补充。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大法官在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讲话（“讲话稿”），我们在上篇及中篇中对“关于进

引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1]规定，管理人有权起诉请求法院撤销破产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个别清偿行为。债权人在面对该类个别清偿撤销诉讼时，时常面临举证困难、法律适用不明确等困境。

我们近期代理某金融机构债权人处理一宗个别清偿纠纷诉讼二审程序。本文将尝试结合这一案件，提出我们对上述法律规定的思考，讨论债权人应对个别清偿撤销诉讼的“困境”与“突围”，并且为债权人提供缓释该类纠纷带来的潜在风险的思路。

一、债权人应对个别清偿撤销纠纷的困境

为充实破产企业偿债资产、维护债权人公平受偿，《企业破产法》赋予管理人针对债务人破产前一定期间内特定行为的撤销权。本文关注的是《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指向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6个月内的个别清偿行为，或称“偏颇性清偿行为”。依照该条规定，撤销该类行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Key Points: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债务困境，由于该等企业较多成立时间久、体量巨大，且存在经营多元化、债权债务形式多样化的情形，企业资金链的断裂易引发债务风险，实践中迫切需要进行债务重组，使债权人得到受偿，让企业重获新生。从目前情况来看，信托工具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债务重组中，包括在破产重整前的债务重组阶段，也包括在破产重整阶段。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于2022年12月12日发布的《2022年3季度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截至2022年3季度末，我国信托资产规模余额约为21.07万亿元。另根据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建信信托”）发布的《建信信托2021年年度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建信信托破产重整服务信托规模超2,300亿元[1]；根据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发布的《中信信托二〇二一年年度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信信托特殊资产服务信托业务受托规模近160亿元[2]。

Overview of this submission

以物抵债，指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金钱债务，双方约定将债务人财产作价交付债权人抵偿债务的行为。实践中，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包括当事人双方协商的以物抵债和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以物抵债程序，本文仅就前种以物抵债类型进行探讨。

近年来，随着新冠疫情影响，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再加上政策调控等多重因素打击，导致地产行业遭遇寒冬，现金流频繁遭受考验。迫于资金回款压力，为了缓解僵局，地产企业推出“工抵房”“内部房”等房源以期减轻对外负债或实现现金回流。其中，“工抵房”也被称为工程抵款房，是开发商用于给工程方抵扣工程款的一种方式，也是大众所俗称以物抵债的一种常见形式。虽然，工程方的需求是现金而并非房屋，但目前经济形势下，工程方面临开发商无款支付的现实局面，只能无奈被迫接受“工抵房”。尽管“工抵房”的出现使得开发商不再面临房子无路销售的难题，同时解决了部分应付款项；工程方能获得部分“工抵房”以解决工程资金被长期拖欠的难题；购房者可以更低价格买到“工抵房”从而降低购房成本，这一循环链看似多赢，实则隐藏大量法律风险。本文将从“工抵房”的角度，以工抵债权人的视角，对以物抵债的性质、模式、法律风险等维度进行分析，以期对实践和后续研究有所贡献。

一、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

“以房抵债”安排，原常见于缓解开发商在开发过程中少量资金短缺的问题，但部分房地产企业逐渐将其演化作为平衡资金需求的工具，签订大量的“以房抵债”协议，在出现现金流危机、甚至濒临破产的情况下，无力偿还欠款，也无力建完房屋交付债权人，使得“以房抵债”的实现问题变得愈加尖锐。而在理论和实践中，“以房抵债”也存在较多的争议，即便表面上均具备相似的特征，由于个案事实细微的差别，或是裁判观点不同，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故此，本文拟就“以房抵债”在破产程序中可能面临的不同效果进行梳理及探讨。

一、关于“以房抵债”的法律关系的厘清

实践中关于“以房抵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约定，归纳起来，最为常见的为“以物抵债”类型的安排：通常发生在债务到期后（部分案件中可能发生在债务到期前），即以债务人或他人持有的房屋作为抵偿债务的“物”，通过折价转让给债权人的形式，实现债务清偿的目的。该种抵偿改变了原债权金钱给付的方式，在理论上，可称为“他种给付型以房抵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