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受技术红利、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具有中国元素的美国公司寻求在中国境内（“境内”）市场的融资，探寻落地境内进而实现境内IPO的路径，但是，基于中美法律、税务系统的差异，在论证重组路径的过程中经常会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成本，往往因创始人和股东的美籍身份在重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美国税负而导致重组搁浅。本文结合我们的实操经验对美国公司重组落回境内涉及的相关要点问题进行分析。

一、架构拆除的必要性

根据我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是指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对于境外主体在境内A股上市的突破体现在根据《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红筹企业允许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在境内上市，例如“H公司（证券代码：688***）”以红筹企业通过直接跨境发行股票的方式以及“J公司（证券代码：689***）”以红筹企业通过发行存托凭证（CDR）的方式在境内上市，但前述情形下对于拟上市公司“红筹企业”的行业、预计市值等方面要求较高，且“红筹企业”一般被认为是注册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1]。因此，对于主要业务运营在美国且融资平台注册在中国境外的主体目前仍难以在境内直接上市。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破产法》”）在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破产法》下限制表决权的条款也因缺乏统一具体的适用标准——尤其是庭外程序表决效力的延伸、职工债权人和出资人表决权规范缺失等——而导致问题层出不穷，本文拟探其详并予建议。

一、破产表决权限制条款的适用问题

（一）禁反言规则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一百一十五条认可了庭外重组协议在破产重整中的效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九民纪要》第一百一十五条明确的是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程序的衔接。从文义解释角度，该条仅能适用于最终转化为破产重整的庭外重组程序。而庭内企业拯救程序不仅包括破产重整程序，同时也包括破产和解程序。庭外债务重组协议的效力能否延伸到破产和解程序中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一只基金在经历“募、投、管、退”几个阶段后，会进入其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清盘和解散，这个阶段涉及对于基金的资产的盘点、处置、分配以及一些法定的清盘和解散程序的履行。虽然在清盘阶段，需要盘点资产、处置及分配，但其实很多基金在运营过程中已经根据其合伙协议下的瀑布式分配条款向投资人完成了绝大多数分配（如下图所示），清盘很多时候仅成为一个注销基金的程序性必经环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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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由于跨境重组中精简结构或者其他商业上的考虑，一些PE基金的主体也需要清盘和注销。无论是由于期限到期清盘，还是由于重组而清盘，大多数开曼PE基金会采用自愿清盘（voluntary liquidation）的方式退出，因此我们在本文中会重点介绍开曼法下豁免有限合伙的自愿清盘，也会对开曼法下的剔除（strike-off）程序在豁免有限合伙场景下的应用进行简单介绍。

引言

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划转，是指企业国有资产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及特定国有企业之间的无偿转移，其作为一种特殊的产权转移方式，具有程序简单、高效便捷、无偿等优势，是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调整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目前已经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无偿划转制度体系，但无偿划转实务中仍有不少问题尚待明确。厘清国有资产无偿划转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对于正确适用无偿划转制度及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皆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制度体系及适用

（一）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制度体系概述

自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我国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制度逐步完善，并形成了现有涵盖有限责任公司、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的无偿划转制度体系，所涉及的主要规则如下：

近年来，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称“金融债委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大型、知名企业的金融债务重组案例中。实践中，多数金融债委会都会以协议或决定的方式确立 “一致行动原则”。这一原则对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影响如何？金融机构债权人又当如何应对？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一原则进行解读和分析，并基于笔者的执业经验提出相应建议。

一、金融债委会确立“一致行动原则”的动机

根据银保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程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57号，以下简称《工作规程》），金融债委会系庭外金融债务重组过程中设立的协商性、自律性、临时性组织，其成员主要为金融机构。与破产阶段的债权人委员会的职权由《企业破产法》直接作出规定不同，金融债委会的组织架构、议事规则和工作流程，以及各成员机构权利义务、成员机构退出机制、解散程序等事项均约定于当事人自愿签署的债权人协议中。

设立金融债委会的目的是为金融机构债权人搭建集体协商、共同决策、一致行动的工作平台，避免在企业债务危机爆发后个别金融机构单独“出逃”引起“踩踏”，为企业债务危机的化解争取时间和空间。因此，金融债委会成员有动力明确并遵守“一致行动原则”。

It is now two years since the 30 April 2021 introdu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Restrictions on Disposal etc. to Connected Persons) Regulations 2021 (the "Regulations") and a good time to look back at whether the Regulations have achieved their purpose, what issues remain and what the next two years might look like.

Summary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企业破产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追究企业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对于企业破产阶段的环境侵权之债的清偿顺序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如果仅将其作为普通债权进行处理，往往导致企业的环境债务无法得到清偿。在此前提下，破产程序中的环境债务问题已引起司法部门高度重视。2022年11月4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涉生态环境问题处理的工作指引》，体现出法院不断强化环境保护司法力度的趋势；2023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四“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1]，将案涉危废物处置费用作为破产费用列支，充分反映出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愈加强化。

破产企业环境债务与职工债务、税务债务一样，均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的特殊性质，同时环境债务所承载的环境治理长远性意义尤甚。因此，破产企业环境债务的清偿问题亟待厘清。

一、企业破产程序中的环境债务

（一）环境债务的形成

Key Points

上市公司重整是重整领域的风向标，由于其衔接了资本市场和破产制度两大重要领域，且上市公司具有公众性、公开性和稀缺性等特点，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可谓是重整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实施至今，共计103家上市公司实施了重整，其中最近四年的重整案例数量占据了总量的半壁江山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时亦产生诸多前沿法律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行重整制度和证券监管政策的变革和调整。

一、近年上市公司重整所呈现的特点

1. 顶层政策明确支持。2020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方式出清风险”。在实务中，近年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重整受理的审查政策适度宽松。主要表现在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问题，有条件地允许其在重整程序之中解决，而此前证监会原则上要求上市公司在进入重整前解决此类问题，致使很多存在违规问题的上市公司对重整脱困之路只能“望洋兴叹”。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集团”）债券信息披露违法案是证监会2021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之一，相关中介机构均被行政处罚，备受资本市场关注。日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青岛中院”）对“胜通债”虚假陈述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

本案系北京金融法院“大连机床”判例后债券虚假陈述诉讼领域的又一经典判例，一审判决诸多亮点值得点赞：（1）新《证券法》实施后全国法院首例认定债券虚假陈述造成的债券投资损失应为投资差额损失而非债券票面本息；（2）全国法院首例在债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剔除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所致债券投资损失；（3）充分考察债券价格、交易量变化，突破性地认定发行人“澄清公告”发布日为揭露日；（4）创新性地认定案涉债券市场并非有效市场，应以破产清偿金额来确定债券基准价。

该案判决对债券虚假陈述投资损失的认定，标志着我国债券虚假陈述损失的司法认定思路已开始理性回归“损害填平”的侵权责任本质。此外，该案判决对债券虚假陈述揭露日和基准价方面的认定，进一步丰富了人民法院审理债券虚假陈述专业性问题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具有相当的前沿性和示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