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0年10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中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实施破产重整的，应当提出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的切实可行方案”。2022年3月，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破产重整等事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进一步明确了上市公司在申请破产重整时，需要提交包含资金占用情况和违规担保情况的自查报告。至此，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两大“红线问题”暨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已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在重整前或重整中解决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已成为法院受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必要条件。
资金占用系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即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以及变相利用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达到实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违规担保，系指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章程规定,或超过规定限额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对于陷入危机的上市公司而言，违规担保往往表现为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是控股股东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一种形式。因此，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在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往往相伴相生，需要一并解决。
在我国商事实践中，由于清算相关主体未必能严格履行清算义务，以及解散清算制度本身的不完备性等原因，导致存在大量公司自行解散清算并注销，却仍遗留部分债务未处理的情况。此时债务人的公司法人人格已经终止，不再是民事责任承担主体，债权人只能选择其他主体主张权利，这无疑增加了债权追偿的难度，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大量争议。
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即将实施，新法一方面对现行的解散清算制度进行了优化，明确了以董事为主的清算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则强化了股东的出资责任，特别规定股东的最长认缴出资期限为五年，且要求存量公司逐步调整至该期限内，这预计将引发大量未实缴出资的公司通过解散清算程序进行注销，从而带来更多公司注销后遗留债务的追偿难题。基于这种新形势，笔者根据近年来代理不良债权追偿项目的经验，梳理并归纳了对遗留债务的追偿路径，以期为面临类似情况的债权人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公司法》修订与遗留债务的追偿现状
企业发生债务危机拟进行债务重组时，企业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企业集团的构成、资产、负债、业务经营等等，是企业自身选定重组方向制定重组方案、政府机关判断企业有无救助价值、债权人判断重组方案是否可行、投资人研判企业有无投资价值及具体投资方向的基本依据，故全面、及时地尽职调查对危机企业极有必要。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基于债务重组为目的的尽职调查与传统的收并购、IPO、债权融资等业务所涉尽职调查在尽调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存在区别，应基于尽职调查的目的有针对性地设计尽调方案，进而获取对使用人有价值的尽调结果。本文拟对债务重组场景下“尽职调查”的目的、分类、尽调的主要内容及方法、以及尽调中的注意事项进行分析论述。
一、庭外债务重组尽职调查目的概述
尽职调查的目的是指导如何设计尽调方案、采取何种尽调方法、如何进行尽调结果披露的基础。举例来说，在股权收购项目中，收购方需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其目的是了解企业是否具备投资价值、并尽可能的发现可能对投资人收益产生影响的潜在风险；在资产收购项目中，收购方需对收购标的进行尽职调查，其目的是了解资产的客观状态及法律状态，确定收购资产的客观现状、法律权属、法律瑕疵等；而在庭外债务重组中，尽职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企业的客观现状，以便确定如何化解其债务危机问题。
引子
将于2024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对于“清算义务人”及“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责任”（以下简称“怠于清算责任”）进行了重大修订，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有限公司，董事都将成为法定的唯一清算义务人。该条规定的更新无疑将引发司法解释及其他配套规定的新一轮重大修改，并将对司法实践中本就争议颇多的怠于清算责任案件的裁判规则再次带来冲击。
回望我国立法沿革，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中，对于“清算义务人”及“怠于清算责任”的规定修订之繁多、体系之冲突、解释之模糊，遍观整个民商事法律体系都属罕见，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类案不同判”的现象。鉴此，笔者将结合《新公司法》的最新修改，对涉及“清算义务人”和“怠于清算责任”的规定进行系统回顾及梳理，并以此为基础对《新公司法》的新修亮点及溯及力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抛砖引玉，并求教于业界。
一、《新公司法》之前我国法律对于“清算义务人”与“怠于清算责任”的立法沿革
（一）2005年《公司法》修订之前的相关规定
2018年以来，选择以庭外重组方式化解债务风险的大型民营企业逐渐变多，同时在实践中，为了固化庭外债务重组协议之效力，越来越多企业根据自身需要，寻求以庭外重组与庭内重组相结合的、综合性化解债务危机的路径。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对庭外债务重组与庭内重组程序的衔接及组合运用进行研究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将结合我国相关政策规定和案例实践，探讨庭外债务重组与庭内重组程序衔接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两者进行衔接的模式。
一、庭外重组与庭内重组程序的现实需求
庭外重组与庭内重组（包括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均为化解债务风险的路径。庭内重组通过破产法规定及司法权力介入等形式，赋予了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多数决”的强制约束力，以及解封解押等的强制执行力。但庭外重组实质是债务人与主要债权人私下自愿协商，或者在中立第三人主持下达成债务调整合意的过程，达成的合意不具有司法强制执行力。
目前庭外债务重组的表决程序尚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其实质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协商合意，在债务人与债权人“单对单”的重组场景下，由债务人和债权人协商重组条件、签署重组文件，相关重组文件可以发生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约束。但在大型企业整体债务重组中，涉及较多的债务重组主体和数量较多的债权人。在各债权人存在不同诉求的情况下，可能无法达到百分之百债权人同意方案、签署重组协议，故如何高效、快速地完成整体重组方案的表决，以及表决通过的重组方案对投弃权票甚至明确反对的债权人是否有约束力，是债务重组实践中债务人和债权人均会关心且经常面临的实际问题。
一、庭外债务重组方案表决的程序探讨
（一）重组方案的表决程序概述
“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简称“金融债委会”）是协商性、自律性、临时性组织，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依法维护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金融债委会可以按照“一企一策”的方针，集体研究增加融资、稳定融资、减少融资、重组等措施，确保债权金融机构形成合力，稳妥化解风险。
在我国经济处于下行期的大环境之下，各地大型民营企业频繁陷入债务危机，越来越多困境企业在庭外债务重组中使用金融债委会机制作为企业和债权人之间沟通的“黏合剂”、债务危机化解的“催化剂”以及与庭内司法重整或和解程序衔接的“融合剂”，由金融债委会主导庭外债务重组程序有效推进，如东旭集团等。本文意在对当前金融债委会机制的制度背景、发展现状、实践中的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一、金融债委会国内外发展概况及制度优势
（一）国内外金融债委会制度发展概况
1、国外金融债委会制度发展概况
一、“集中管辖”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中，对于“集中管辖”并无明确的规定，而在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被称为“集中管辖”的做法。实务中，“集中管辖”泛指将某类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司法解释或者通知的形式，集中由某类法院或某个法院管辖的情形。
概括来说，“集中管辖”共分为如下三种情形：
（1）某类法院集中管辖某类案件，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破产案件中涉债务人的诉讼案件集中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或者依据《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债券会议纪要》”）第十条的规定，以发行人或者增信机构为被告提起的要求依约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履行增信义务的合同纠纷案件，由发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2）某个法院集中管辖某一类型化案件，如各地金融法院集中管辖当地金融案件、各地知识产权法院集中管辖当地知识产权案件；
随着国际形势与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严峻，中资美元债市场动荡加剧，频频爆雷，违约数量和金额不断创历史新高。本系列文章第二部分系从英国法和中国内地法探讨中资美元债所涉增信措施——维好协议。对此，笔者已在第二部分上篇中与各位读者分享了英国法下维好协议的效力判定等问题，下篇则将视角回归中国内地法，探寻以下问题：维好协议是否具有约束力？是否构成保证担保？涉及维好协议的域外裁判能否获得中国内地法院的承认与执行？以期为妥善处理和解决适用中国内地法的相关争议探寻参考路径。
第二部分 发债增信担保措施之——维好协议（下）
3. 维好协议在中国内地法律及司法实践中的归类与定性
3.1. 维好协议的产生背景及最新监管政策
庭外债务重组，是指对陷入债务困境的债务人在避免完全的司法干预情形下，依靠企业自身与债权人、投资人进行谈判，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改变其资产和债务构成或结构的一种债权债务整体调整活动，这种调整活动着眼于企业整体性系统调整，包括对债务人的业务重组、资产重组、管理重组、债务重组等。其中，业务重组主要围绕主业经营，不断提升巩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挖掘主业业务资产价值；资产重组主要聚焦企业主营业务，对非主业资产实施瘦身，最大限度实现企业资产重组价值的释放；管理重组主要优化企业治理结构，调整决策和监督职权范围，实现各方对资产处置和经营发展的共同管控，缓释信任风险；债务重组主要在管理重组、资产重组、业务重组的基础上，可以充分运用延期、降息、以物抵债、以股抵债等债务重组工具，实现企业整体债务风险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