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最近在Re Guy Kwok-Hung Lam [2023] HKCFA 9一案中，香港终审法院澄清，如果受争议的呈请债务所涉及的协议载有专属司法管辖权条款（「专属条款」），法院应如何处理清盘及破产呈请。

案情

上诉人于2017年与CP Global Inc（「该公司」）及答辩人订立了一份信贷及担保协议（「信贷协议」）。据此，上诉人向该公司提供定期贷款，答辩人就该公司结欠上诉人的所有款项提供个人担保。信贷协议载有专属条款，就该协议所产生或与之有关的所有法律程序赋予纽约法院专属司法管辖权。

于2020年，上诉人认为发生了信贷协议所指的违约事件，故要求答辩人支付信贷协议项下的未偿还本金及利息。答辩人未有按上诉人的要求还款，因此上诉人在香港针对答辩人展开破产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答辩人在纽约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求宣告并无发生信贷协议下的违约事件。

答辩人反对在香港提出破产呈请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专属条款规定上诉人须首先在纽约法院就双方争议进行诉讼，然后才可在香港展开破产程序。

Introduction

In the latest judgment handed down by the 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Re Guy Kwok-Hung Lam [2023] HKCFA 9,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clarified the approach to winding up and bankruptcy petitions where the agreement from which the disputed petition debt arose contains an exclusive jurisdiction clause (“EJC”).

Facts

簡介

最近在Re Guy Kwok-Hung Lam [2023] HKCFA 9一案中，香港終審法院澄清，如果受爭議的呈請債務所涉及的協議載有專屬司法管轄權條款（「專屬條款」），法院應如何處理清盤及破產呈請。

案情

上訴人於2017年與CP Global Inc（「該公司」）及答辯人訂立了一份信貸及擔保協議（「信貸協議」）。據此，上訴人向該公司提供定期貸款，答辯人就該公司結欠上訴人的所有款項提供個人擔保。信貸協議載有專屬條款，就該協議所產生或與之有關的所有法律程序賦予紐約法院專屬司法管轄權。

於2020年，上訴人認為發生了信貸協議所指的違約事件，故要求答辯人支付信貸協議項下的未償還本金及利息。答辯人未有按上訴人的要求還款，因此上訴人在香港針對答辯人展開破產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答辯人在紐約提起訴訟，請求法院求宣告並無發生信貸協議下的違約事件。

答辯人反對在香港提出破產呈請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專屬條款規定上訴人須首先在紐約法院就雙方爭議進行訴訟，然後才可在香港展開破產程序。

近年来，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称“金融债委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大型、知名企业的金融债务重组案例中。实践中，多数金融债委会都会以协议或决定的方式确立 “一致行动原则”。这一原则对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影响如何？金融机构债权人又当如何应对？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一原则进行解读和分析，并基于笔者的执业经验提出相应建议。

一、金融债委会确立“一致行动原则”的动机

根据银保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程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57号，以下简称《工作规程》），金融债委会系庭外金融债务重组过程中设立的协商性、自律性、临时性组织，其成员主要为金融机构。与破产阶段的债权人委员会的职权由《企业破产法》直接作出规定不同，金融债委会的组织架构、议事规则和工作流程，以及各成员机构权利义务、成员机构退出机制、解散程序等事项均约定于当事人自愿签署的债权人协议中。

设立金融债委会的目的是为金融机构债权人搭建集体协商、共同决策、一致行动的工作平台，避免在企业债务危机爆发后个别金融机构单独“出逃”引起“踩踏”，为企业债务危机的化解争取时间和空间。因此，金融债委会成员有动力明确并遵守“一致行动原则”。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企业破产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追究企业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对于企业破产阶段的环境侵权之债的清偿顺序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如果仅将其作为普通债权进行处理，往往导致企业的环境债务无法得到清偿。在此前提下，破产程序中的环境债务问题已引起司法部门高度重视。2022年11月4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涉生态环境问题处理的工作指引》，体现出法院不断强化环境保护司法力度的趋势；2023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四“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1]，将案涉危废物处置费用作为破产费用列支，充分反映出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愈加强化。

破产企业环境债务与职工债务、税务债务一样，均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的特殊性质，同时环境债务所承载的环境治理长远性意义尤甚。因此，破产企业环境债务的清偿问题亟待厘清。

一、企业破产程序中的环境债务

（一）环境债务的形成

簡介

香港法院在香港將外國註冊公司清盤的法定司法管轄權，受到法院自設的限制所規限；該等限制被稱為法院行使上述司法管轄權之前所須符合的三大核心要求。

最近在Re Guoan International Ltd[2023] HKCU 939一案中，原訟法庭（「原訟庭」）需考慮是否將一間已被其註冊地點的法院清盤的外國註冊公司清盤。

案情

國安國際有限公司（「該公司」）的債權人Road Shine Developments Limited（「呈請人」）於2022年12月2日向香港法庭提出呈請，請求發出將該公司清盤的附屬命令。該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於2022年2月28日被開曼群島大法院清盤，而袁子俊先生及Martin Trott先生於同日獲委任為其清盤人（「共同清盤人」）。反對呈請的債權人Chong Chin先生及Yao Sze Ling女士（統稱「反對債權人 」）基於兩個主要理由反對呈請：

Introduction

The statutory jurisdiction of Hong Kong Courts to wind up a foreign-incorporated company in Hong Kong is subject to self-imposed restraints that have been articulated as the “three core requirements” which must be satisfied before the court would exercise that jurisdiction.

In the recent case of Re Guoan International Ltd[2023] HKCU 939,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CFI”) considered whether to wind up a foreign-incorporated company which has already been wound up by the court in its place of incorporation.

简介

香港法院在香港将外国注册公司清盘的法定司法管辖权，受到法院自设的限制所规限；该等限制被称为法院行使上述司法管辖权之前所须符合的三大核心要求。

最近在Re Guoan International Ltd[2023] HKCU 939一案中，原讼法庭（「原讼庭」）需考虑是否将一间已被其注册地点的法院清盘的外国注册公司清盘。

案情

国安国际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债权人Road Shine Developments Limited（「呈请人」）于2022年12月2日向香港法庭提出呈请，请求发出将该公司清盘的附属命令。该公司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于2022年2月28日被开曼群岛大法院清盘，而袁子俊先生及Martin Trott先生于同日获委任为其清盘人（「共同清盘人」）。反对呈请的债权人Chong Chin先生及Yao Sze Ling女士（统称「反对债权人 」）基于两个主要理由反对呈请：

上市公司重整是重整领域的风向标，由于其衔接了资本市场和破产制度两大重要领域，且上市公司具有公众性、公开性和稀缺性等特点，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可谓是重整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实施至今，共计103家上市公司实施了重整，其中最近四年的重整案例数量占据了总量的半壁江山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时亦产生诸多前沿法律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行重整制度和证券监管政策的变革和调整。

一、近年上市公司重整所呈现的特点

1. 顶层政策明确支持。2020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方式出清风险”。在实务中，近年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重整受理的审查政策适度宽松。主要表现在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问题，有条件地允许其在重整程序之中解决，而此前证监会原则上要求上市公司在进入重整前解决此类问题，致使很多存在违规问题的上市公司对重整脱困之路只能“望洋兴叹”。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集团”）债券信息披露违法案是证监会2021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之一，相关中介机构均被行政处罚，备受资本市场关注。日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青岛中院”）对“胜通债”虚假陈述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

本案系北京金融法院“大连机床”判例后债券虚假陈述诉讼领域的又一经典判例，一审判决诸多亮点值得点赞：（1）新《证券法》实施后全国法院首例认定债券虚假陈述造成的债券投资损失应为投资差额损失而非债券票面本息；（2）全国法院首例在债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剔除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所致债券投资损失；（3）充分考察债券价格、交易量变化，突破性地认定发行人“澄清公告”发布日为揭露日；（4）创新性地认定案涉债券市场并非有效市场，应以破产清偿金额来确定债券基准价。

该案判决对债券虚假陈述投资损失的认定，标志着我国债券虚假陈述损失的司法认定思路已开始理性回归“损害填平”的侵权责任本质。此外，该案判决对债券虚假陈述揭露日和基准价方面的认定，进一步丰富了人民法院审理债券虚假陈述专业性问题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具有相当的前沿性和示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