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Introduction

2021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以下简称“《会谈纪要》”），为进一步细化两地破产案件协助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在破产程序的互相认可、互认的案件范围、互认的法律效力、两地司法机构的协助方式等方面为涉及两地的破产工作提供了创新性指引。我们从《试点意见》的诞生背景入手，分析此次《试点意见》的创新亮点，作为在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均专业从事债务重组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展望两地破产协助的前景。

一、《试点意见》的诞生背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效力前提下，香港特区可以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以协商方式进行司法协助。在法院判决及仲裁裁决的互认与执行等方面，内地与香港地区已签署八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但此前两地的司法协助将破产领域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对跨境破产作出原则性规定，尚无制度性的司法文件。此番《试点意见》的出台，是对两地司法协助在破产领域的拓展性探索，对于破产从业人员参与跨境程序、保全企业资产、参与衍生诉讼与仲裁、境外债权人参与破产程序而言，《试点意见》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引言：近期某集团破产清算案中，关于债务人与境外基金债权人之间因“维好协议”引发的纠纷事项，上海金融法院作出裁定，对境外债权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取得的对该债务人的胜诉判决予以认可，鉴此该境外债权人的债权有望在破产程序中获得确认。而其他破产案件中，管理人对境外投资人基于“维好协议”的债权作出不予确认的决定。由此，关于“维好协议”项下的债权人应如何主张权利、在“维好提供方”破产的情况下可否享有破产债权人地位并参与破产程序等问题众说纷纭。为此，本文将从“维好协议”的性质入手，在境内“维好提供方”破产语境下，阐述“维好协议”项下债权人可以主张权利的路径，并分析各救济途径在司法实践中的可行性。

一、“维好协议”的性质分析

（一）何谓“维好协议”

合伙型基金退出时，合伙人之间可能因存在争议而无法自行组建清算组或虽然组成清算组却无法顺利完成清算。这便引发合伙型基金可否通过法院程序进行司法清算的问题。我们曾代理过一起非常罕见的合伙型基金司法清算的案件，开创上海市指定第三人担任基金清算组负责人的先例，案件在其他诸多方面都在上海地区乃至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和创新意义。

所谓司法清算，亦即强制清算，是相对于企业自行清算而言，一般是指法院介入合伙型基金清算程序的制度，可以是法院组建清算组，也可能是法院监督清算程序，亦或当清算出现障碍时请求法院排除妨碍等。针对公司的强制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公司强清纪要》”）。但有关合伙型基金的清算尚无较为全面和细致的立法体系，因此，合伙型基金通过司法方式进行强制清算的先例很少，且争议颇多。

An insolvent enterprise incorporated in Mainland China (“PRC”) or its creditors (“Applicant”) may institute a bankruptcy proceeding against the insolvent enterprise under the PRC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Bankruptcy Law”) by the filing of a bankruptcy petition. There have long been complaints by industry practitioners that PRC courts are reluctant to register bankruptcy petitions.

任何在中国内地（“”）注册成立的企业，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由该企业或其债权人（“”）提交破产申请，继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破产法》”）对该企业发起破产法律程序。但是，长期以来，备受业内人士诟病的是，中国法院迟迟未对破产申请实施立案登记制度。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颁布指导通知[1]（“《2016年最高院通知》”），旨在简化和规范登记破产案件的立案受理工作。

最高院通知：优化立案程序

引言：近期某集团破产清算案中，关于债务人与境外基金债权人之间因“维好协议”引发的纠纷事项，上海金融法院作出裁定，对境外债权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取得的对该债务人的胜诉判决予以认可，鉴此该境外债权人的债权有望在破产程序中获得确认。而其他破产案件中，管理人对境外投资人基于“维好协议”的债权作出不予确认的决定。由此，关于“维好协议”项下的债权人应如何主张权利、在“维好提供方”破产的情况下可否享有破产债权人地位并参与破产程序等问题众说纷纭。为此，本文将从“维好协议”的性质入手，在境内“维好提供方”破产语境下，阐述“维好协议”项下债权人可以主张权利的路径，并分析各救济途径在司法实践中的可行性。

一、“维好协议”的性质分析

（一）何谓“维好协议”

合伙型基金退出时，合伙人之间可能因存在争议而无法自行组建清算组或虽然组成清算组却无法顺利完成清算。这便引发合伙型基金可否通过法院程序进行司法清算的问题。我们曾代理过一起非常罕见的合伙型基金司法清算的案件，开创上海市指定第三人担任基金清算组负责人的先例，案件在其他诸多方面都在上海地区乃至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和创新意义。

所谓司法清算，亦即强制清算，是相对于企业自行清算而言，一般是指法院介入合伙型基金清算程序的制度，可以是法院组建清算组，也可能是法院监督清算程序，亦或当清算出现障碍时请求法院排除妨碍等。针对公司的强制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公司强清纪要》”）。但有关合伙型基金的清算尚无较为全面和细致的立法体系，因此，合伙型基金通过司法方式进行强制清算的先例很少，且争议颇多。

任何在中国内地（“”）注册成立的企业，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由该企业或其债权人（“”）提交破产申请，继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破产法》”）对该企业发起破产法律程序。但是，长期以来，备受业内人士诟病的是，中国法院迟迟未对破产申请实施立案登记制度。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颁布指导通知[1]（“《2016年最高院通知》”），旨在简化和规范登记破产案件的立案受理工作。

最高院通知：优化立案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