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将于2024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对于“清算义务人”及“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责任”（以下简称“怠于清算责任”）进行了重大修订，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有限公司，董事都将成为法定的唯一清算义务人。该条规定的更新无疑将引发司法解释及其他配套规定的新一轮重大修改，并将对司法实践中本就争议颇多的怠于清算责任案件的裁判规则再次带来冲击。
回望我国立法沿革，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中，对于“清算义务人”及“怠于清算责任”的规定修订之繁多、体系之冲突、解释之模糊，遍观整个民商事法律体系都属罕见，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类案不同判”的现象。鉴此，笔者将结合《新公司法》的最新修改，对涉及“清算义务人”和“怠于清算责任”的规定进行系统回顾及梳理，并以此为基础对《新公司法》的新修亮点及溯及力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抛砖引玉，并求教于业界。
一、《新公司法》之前我国法律对于“清算义务人”与“怠于清算责任”的立法沿革
（一）2005年《公司法》修订之前的相关规定
2018年以来，选择以庭外重组方式化解债务风险的大型民营企业逐渐变多，同时在实践中，为了固化庭外债务重组协议之效力，越来越多企业根据自身需要，寻求以庭外重组与庭内重组相结合的、综合性化解债务危机的路径。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对庭外债务重组与庭内重组程序的衔接及组合运用进行研究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将结合我国相关政策规定和案例实践，探讨庭外债务重组与庭内重组程序衔接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两者进行衔接的模式。
一、庭外重组与庭内重组程序的现实需求
庭外重组与庭内重组（包括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均为化解债务风险的路径。庭内重组通过破产法规定及司法权力介入等形式，赋予了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多数决”的强制约束力，以及解封解押等的强制执行力。但庭外重组实质是债务人与主要债权人私下自愿协商，或者在中立第三人主持下达成债务调整合意的过程，达成的合意不具有司法强制执行力。
目前庭外债务重组的表决程序尚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其实质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协商合意，在债务人与债权人“单对单”的重组场景下，由债务人和债权人协商重组条件、签署重组文件，相关重组文件可以发生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约束。但在大型企业整体债务重组中，涉及较多的债务重组主体和数量较多的债权人。在各债权人存在不同诉求的情况下，可能无法达到百分之百债权人同意方案、签署重组协议，故如何高效、快速地完成整体重组方案的表决，以及表决通过的重组方案对投弃权票甚至明确反对的债权人是否有约束力，是债务重组实践中债务人和债权人均会关心且经常面临的实际问题。
一、庭外债务重组方案表决的程序探讨
（一）重组方案的表决程序概述
“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简称“金融债委会”）是协商性、自律性、临时性组织，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依法维护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金融债委会可以按照“一企一策”的方针，集体研究增加融资、稳定融资、减少融资、重组等措施，确保债权金融机构形成合力，稳妥化解风险。
在我国经济处于下行期的大环境之下，各地大型民营企业频繁陷入债务危机，越来越多困境企业在庭外债务重组中使用金融债委会机制作为企业和债权人之间沟通的“黏合剂”、债务危机化解的“催化剂”以及与庭内司法重整或和解程序衔接的“融合剂”，由金融债委会主导庭外债务重组程序有效推进，如东旭集团等。本文意在对当前金融债委会机制的制度背景、发展现状、实践中的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一、金融债委会国内外发展概况及制度优势
（一）国内外金融债委会制度发展概况
1、国外金融债委会制度发展概况
一、“集中管辖”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中，对于“集中管辖”并无明确的规定，而在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被称为“集中管辖”的做法。实务中，“集中管辖”泛指将某类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司法解释或者通知的形式，集中由某类法院或某个法院管辖的情形。
概括来说，“集中管辖”共分为如下三种情形：
（1）某类法院集中管辖某类案件，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破产案件中涉债务人的诉讼案件集中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或者依据《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债券会议纪要》”）第十条的规定，以发行人或者增信机构为被告提起的要求依约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履行增信义务的合同纠纷案件，由发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2）某个法院集中管辖某一类型化案件，如各地金融法院集中管辖当地金融案件、各地知识产权法院集中管辖当地知识产权案件；
随着国际形势与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严峻，中资美元债市场动荡加剧，频频爆雷，违约数量和金额不断创历史新高。本系列文章第二部分系从英国法和中国内地法探讨中资美元债所涉增信措施——维好协议。对此，笔者已在第二部分上篇中与各位读者分享了英国法下维好协议的效力判定等问题，下篇则将视角回归中国内地法，探寻以下问题：维好协议是否具有约束力？是否构成保证担保？涉及维好协议的域外裁判能否获得中国内地法院的承认与执行？以期为妥善处理和解决适用中国内地法的相关争议探寻参考路径。
第二部分 发债增信担保措施之——维好协议（下）
3. 维好协议在中国内地法律及司法实践中的归类与定性
3.1. 维好协议的产生背景及最新监管政策
庭外债务重组，是指对陷入债务困境的债务人在避免完全的司法干预情形下，依靠企业自身与债权人、投资人进行谈判，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改变其资产和债务构成或结构的一种债权债务整体调整活动，这种调整活动着眼于企业整体性系统调整，包括对债务人的业务重组、资产重组、管理重组、债务重组等。其中，业务重组主要围绕主业经营，不断提升巩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挖掘主业业务资产价值；资产重组主要聚焦企业主营业务，对非主业资产实施瘦身，最大限度实现企业资产重组价值的释放；管理重组主要优化企业治理结构，调整决策和监督职权范围，实现各方对资产处置和经营发展的共同管控，缓释信任风险；债务重组主要在管理重组、资产重组、业务重组的基础上，可以充分运用延期、降息、以物抵债、以股抵债等债务重组工具，实现企业整体债务风险化解。
近几年，受技术红利、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具有中国元素的美国公司寻求在中国境内（“境内”）市场的融资，探寻落地境内进而实现境内IPO的路径，但是，基于中美法律、税务系统的差异，在论证重组路径的过程中经常会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成本，往往因创始人和股东的美籍身份在重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美国税负而导致重组搁浅。本文结合我们的实操经验对美国公司重组落回境内涉及的相关要点问题进行分析。
一、架构拆除的必要性
根据我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是指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对于境外主体在境内A股上市的突破体现在根据《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红筹企业允许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在境内上市，例如“H公司（证券代码：688***）”以红筹企业通过直接跨境发行股票的方式以及“J公司（证券代码：689***）”以红筹企业通过发行存托凭证（CDR）的方式在境内上市，但前述情形下对于拟上市公司“红筹企业”的行业、预计市值等方面要求较高，且“红筹企业”一般被认为是注册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1]。因此，对于主要业务运营在美国且融资平台注册在中国境外的主体目前仍难以在境内直接上市。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破产法》”）在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破产法》下限制表决权的条款也因缺乏统一具体的适用标准——尤其是庭外程序表决效力的延伸、职工债权人和出资人表决权规范缺失等——而导致问题层出不穷，本文拟探其详并予建议。
一、破产表决权限制条款的适用问题
（一）禁反言规则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一百一十五条认可了庭外重组协议在破产重整中的效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九民纪要》第一百一十五条明确的是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程序的衔接。从文义解释角度，该条仅能适用于最终转化为破产重整的庭外重组程序。而庭内企业拯救程序不仅包括破产重整程序，同时也包括破产和解程序。庭外债务重组协议的效力能否延伸到破产和解程序中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一只基金在经历“募、投、管、退”几个阶段后，会进入其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清盘和解散，这个阶段涉及对于基金的资产的盘点、处置、分配以及一些法定的清盘和解散程序的履行。虽然在清盘阶段，需要盘点资产、处置及分配，但其实很多基金在运营过程中已经根据其合伙协议下的瀑布式分配条款向投资人完成了绝大多数分配（如下图所示），清盘很多时候仅成为一个注销基金的程序性必经环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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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由于跨境重组中精简结构或者其他商业上的考虑，一些PE基金的主体也需要清盘和注销。无论是由于期限到期清盘，还是由于重组而清盘，大多数开曼PE基金会采用自愿清盘（voluntary liquidation）的方式退出，因此我们在本文中会重点介绍开曼法下豁免有限合伙的自愿清盘，也会对开曼法下的剔除（strike-off）程序在豁免有限合伙场景下的应用进行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