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Introduction

2021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以下简称“《会谈纪要》”），为进一步细化两地破产案件协助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在破产程序的互相认可、互认的案件范围、互认的法律效力、两地司法机构的协助方式等方面为涉及两地的破产工作提供了创新性指引。我们从《试点意见》的诞生背景入手，分析此次《试点意见》的创新亮点，作为在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均专业从事债务重组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展望两地破产协助的前景。

一、《试点意见》的诞生背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效力前提下，香港特区可以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以协商方式进行司法协助。在法院判决及仲裁裁决的互认与执行等方面，内地与香港地区已签署八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但此前两地的司法协助将破产领域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对跨境破产作出原则性规定，尚无制度性的司法文件。此番《试点意见》的出台，是对两地司法协助在破产领域的拓展性探索，对于破产从业人员参与跨境程序、保全企业资产、参与衍生诉讼与仲裁、境外债权人参与破产程序而言，《试点意见》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引言：近期某集团破产清算案中，关于债务人与境外基金债权人之间因“维好协议”引发的纠纷事项，上海金融法院作出裁定，对境外债权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取得的对该债务人的胜诉判决予以认可，鉴此该境外债权人的债权有望在破产程序中获得确认。而其他破产案件中，管理人对境外投资人基于“维好协议”的债权作出不予确认的决定。由此，关于“维好协议”项下的债权人应如何主张权利、在“维好提供方”破产的情况下可否享有破产债权人地位并参与破产程序等问题众说纷纭。为此，本文将从“维好协议”的性质入手，在境内“维好提供方”破产语境下，阐述“维好协议”项下债权人可以主张权利的路径，并分析各救济途径在司法实践中的可行性。

一、“维好协议”的性质分析

（一）何谓“维好协议”

合伙型基金退出时，合伙人之间可能因存在争议而无法自行组建清算组或虽然组成清算组却无法顺利完成清算。这便引发合伙型基金可否通过法院程序进行司法清算的问题。我们曾代理过一起非常罕见的合伙型基金司法清算的案件，开创上海市指定第三人担任基金清算组负责人的先例，案件在其他诸多方面都在上海地区乃至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和创新意义。

所谓司法清算，亦即强制清算，是相对于企业自行清算而言，一般是指法院介入合伙型基金清算程序的制度，可以是法院组建清算组，也可能是法院监督清算程序，亦或当清算出现障碍时请求法院排除妨碍等。针对公司的强制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公司强清纪要》”）。但有关合伙型基金的清算尚无较为全面和细致的立法体系，因此，合伙型基金通过司法方式进行强制清算的先例很少，且争议颇多。

本文主要讨论公司型基金、合伙型基金自行清算的主要流程，并就基金自行清算出现僵局等情形时，如何申请法院启动基金强制清算程序的主要问题作初步探讨。

基金清算适用的法律

对于公司型基金的清算，其主要适用《公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下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强制清算纪要》”）以及部分高院出台的相关审判指导。

对于合伙型基金的清算，除适用《合伙企业法》外，可参照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对此，《民法总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非法人组织除适用本章规定外，参照适用本编第三章第一节的有关规定”；第三编第一节对法人清算作出了相关规定，其中第七十一条规定，“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例如，北京一中院在（2020）京01清申27号《民事裁定书》中基于上述规定，认定合伙型基金的清算应当参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

除前述规定外，中国证监会、中基协的相关规定，以及其他行业自治组织的相关规定，亦可作为基金清算的依据。

优先清算权条款是境外风险投资项目的常见条款，随后逐渐在国内私募股权投资文件中采用。很多投资人关心，这一舶来品能否获得中国司法机关的认可，我们简要分析如下：

一、什么是优先清算权

优先清算权，是指公司清算时，部分股东优先于其他股东获得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或者，在约定的“视同清算事件”发生时，部分股东优先于其他股东从公司获得收益的权利，“视同清算事件”通常包括公司合并、被并购、出售控股股权、出售主要资产等事件。

在私募股权投资项目中，投资人为保障其自身权益采用优先清算权条款，目的是：在公司经营不善遭遇清算时，投资人可以优先拿回一些补偿；在投资人无法通过公司上市退出，发生公司被并购等“视同清算事件”发生时，其能够优先收回其投资成本和一定程度的投资回报，实现资产变现。该条款可谓投资人的“分钱利器”。

二、如何看待该条款效力

《公司法》第34条明确规定股东可以自由约定“利润分配”的比例。该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公司资本充足是指股东实缴的出资与公司的经营规模相适应，以确保公司有充足的资本应对经营风险、偿付到期债务，与之相匹配的法律规范就是公司资本充足制度。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立法机关改变了法定资本制的立场，在司法实践中，公司资本充足制度也呈现出渐见宽松的趋势。

一、《公司法》多次修改公司资本制度，大幅放宽了资本管制

1993年12月颁行的《公司法》采取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

2005年10月修订的《公司法》在保持法定资本制度的同时，降低了设立公司的资本门槛，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修改为法定资本分期缴纳的资本制度。

2013年12月修正的《公司法》大幅修改了公司资本制度，将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特殊行业除外），取消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分期认缴期限、首付出资比例及出资财产形式的限制等规定，改由股东在公司章程中自行约定，基本完成从法定资本制到授权资本制的转变。

2018年10月修改的《公司法》增加了允许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情形，并实际上赋予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自主决定权（“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还简化了股份回购的决策程序，提高了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额上限，延长了公司持有所回购股份的期限。

(12) 信托计划中受托人对股权投资应当如何进行管理？

实践中，信托计划受托人取得股权主要基于两种情形，一是基于受托而取得股权，即委托人将自己合法持有的股权作为信托财产，转移至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二是基于投资而取得股权，即委托人先把自己合法持有的信托资金或其他财产转移至受托人，进而由受托人通过管理、运用该等受托财产，以增资、受让等方式投资取得股权并对该等股权进行管理和处分。

基于受托人取得股权的不同情形，受托人对股权投资的管理责任不完全相同。

如受托人系基于受托取得股权，受托人的股东身份更接近“名义股东”，其对投资股权的管理主要受限于信托合同约定的信托财产的运用及管理方式。

回购条款作为资管产品中常见的增信措施，资管新规对其有何影响？

资管新规之前，回购条款的效力得到法院普遍认可

回购条款本质上是一种逆向的、独立的交易行为，属于合同债权的范畴。其虽然具有一定的债权保障作用，但不构成债权担保的从属性，更不具有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功能。因此，回购条款并非我国的法定担保形式。

资管新规之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考察当事人意思表示和内容的合法性基础上，一般会认可回购条款的合法有效性。

在“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三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2015〕渝高法民初字第00025号）中，法院认为，“《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结合信托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上载明的内容，信托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不违反金融监管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且本案合同所涉的借款资金来源并不影响借款合同本身的效力。”